设为首页 管理登录
站内搜索:
   中共唐河县委主办  唐河县委宣传部承办 首页|党务公开| 纪检工作|组织工作| 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学习进行时| 工青妇| 手机版
     

作者或来源:石柱山编辑部      浏览次数:1742      发布日期:2015-1-27

军管时期的南阳公检法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各行各业都搞乱了,停工停产闹革命,各级党政机关都瘫痪了,各部门领导都成了走资派、当权派、保守派等等,成了批斗对象。同样各级公检法也不例外,内部闹派性,互相斗来批去,社会上发生的案件没人办也无法办。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一方面派军队进入公检法,一方面从地方选拔年轻干部补充到公检法。我是1963年参加工作,1968年5月被选调到南阳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三家合并办公,省地为军管会,县市为军管组。南阳军管会开始是个野战部队,由师长高照海担任,后来由军分区政委或参谋长担任。各县军管组一般由武装部政委担任,上下军管会和军管组统一设立政工组、办事组、办案组,组长都是军人。那时候“四人帮”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说什么公检法都是特务、坏人,因此除少数老同志留下工作,其他原公检法老同志集中办学习班学习,这样工作人员由军代表及选拔的年轻干部和留下的老同志三结合队伍。我刚开始在政工组作内勤,当全国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又让我管理敌伪档案,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人员,后来又成立审批组,我又调到审批组工作。

  那时的刑事案件少,政治案件多,因口误、笔误引起的误字反标、反动口号、偷听敌台、反革命组织等占所有案件的80%以上。如那时整天开大会喊口号,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成“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这就犯法了。我们一起到军管会的一个同志叫毛遂祥,南阳镇平人,爱练字,一次在报纸角乱写,无意中写了个“打倒毛主席”,被发现批斗后开除回家了。再如那时为了备战,地方也搞野营拉练,军管会参加了一个班,其中一个和我们一起选拔去的叫郑贵义的唐河人,行军途中,有人提出活跃生活,演个两句半节目,前边人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轮到郑贵义对下句时,他说“啥呀,一个猪!”野营部队当时停下来对郑批斗,拉练24天每天批斗一次,后念及郑耳朵有毛病,调离军管会。

  还有更可笑的是,镇平县报了一个案件叫“自称毛主席”,说的是农村两个妇女吵架,一个妇女说对方:“算你恶!你恶的跟毛主席样的!”对方女的说:“我就恶,我就跟毛主席样的!”一个喊毛主席,一个答“哎!”就这样报军管会,结果没批。还有一个可笑的事:那时的人警惕性很高,一个招待所住了一位外地客人,半夜听到有嘀嘀声,即向招待所报告,他们都不认真细听立即又向军管会报告称有敌台响,军管会立即去现场侦查,原来是茶瓶塞处冒气泡,嘀嘀响,令人惊慌又可笑。还有把毛主席像扔到厕所里也是案件,墙上贴的毛主席像,有的钉上铁钉挂东西,也是案件等等,有过于清朝“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所引起的文字狱。我在政工组时,拿着军管会公章,军代表到各县听汇报,听后电话给我打过来,说个名单,我记在笔记本上,次日县里办案人员一案一张表找我一盖公章就批捕了,只有公章和时间,没有个人签字。那时十三县市审批权都在军管会,判刑权由军管会向地区革命委员会汇报。记得有一天,我就盖了100多个公章,这些政治案件在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全部平反。

  1970年批捕权下放军管组,判刑权仍在地区,那时没有地委和专署,只有地区革委会,多数是分区领导,案件往往是一季度甚至半年汇报一次,汇报案件像临大考一样,一个办案人一次汇报多案,提前写好提纲,既要汇报清楚,又要限定时间(大约10分钟),还要应答各委员提出的问题,研究汇报一次就得几天几夜不能休息。研究案件时地委所有常委都参加,各县都集中在南阳等着,县办案人、军管组领导、我们审批组复核人全部到场,非常严肃。汇报时少说闲话为佳,有一次唐河军管组常金玺汇报一案件,马振抚某村两个社员吵架,一个跑,一个追打,跑到屋的人把门关住,外边那个人在门口骂,屋内的人拿个矛杆子,从门缝向外猛一扎,把外面的人扎死了。事实清楚,快要结束时,审批组复核人员王有仁闲说一句“这个地方阶级斗争复杂”,主持听汇报的分区政委姚学廉一听就说:“对呀,你说说这个村几户贫农,几户地主,几个分子”等等,王、常二人都答不上来,姚政委把卷宗一扔老远说:“办案连阶级斗争情况都不清楚,办的什么案!”这个王有仁多说了一句闲话,使案件本该过关而没过关,至少还得积压在办案人手里等一季度。

  那时没有刑法,主要是参考案例,进行平衡,大致有个幅度,例如误字反标、反动口号、偷听敌台、破坏军婚的一般三年以下,反革命组织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杀人案、伤害致残案、奸污幼女多人案都有死刑。但根据形势和地域不同,可随意从宽从严。如我复核的方城县柳河合作社主任张自立破坏军婚案,当我给参谋长张彦成汇报完后,他问我的意见,我说“三年”,他说:“小闫,你知道现在在干啥?”我没回答,他说:“现在正在征兵,动员参军光荣,他在搞破坏,五年!”一句定乾坤。再如方城县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案,总共涉及五个县,五百多名成员,南阳研究时对照甘肃省一案例,他们三百多名成员,杀了七个,我们五百多名成员,应杀九个,到省军管会汇报,军区政委王新听了后说:“甘肃是边疆,我们是内地,只杀五个就行。”当汇报其中一个该杀张香荣时,她一个人发展了三百多名成员,王新问她怎么能发展那么多,答是因为她二十四岁,年轻,又长得好,会唱道歌,接触人一唱道歌劝入道就有人信。南阳市自来水厂一人,市医院一人都被她唱迷,入道了。王新说:“她既有反动宣传的能力,只要她悔过自新,我们可以用她现身说法,教育广大群众。”就这样不杀了,之后用汽车拉着张香荣到各县开批判大会,叫她现身说法,不到一年就回家了。

  那时办案没有羁押期,没有上诉权,凡是审结宣判的案件,全区十三个县市同一时间开宣判大会宣布,为了配合政治形势,有的等的时间长,有的等的时间短,提前不告知刑期,开会时一宣布就完事。也有老大难案件长期关押,唐河郭滩有个人,他既拥护毛主席又拥护刘少奇,没法处理,关了很长时间。那时办案,从侦查到判刑,一人办完,没有监督。各级领导都会说:定性、定刑是我们的事,事实错了是你们的事。案件一人办完是最危险的,往往是先入为主,带框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办的第一个刑事死刑案件就是方城县杨集张家三投毒杀人案,那时年轻又没有经验,总是提心吊胆怕弄错。为了把握,从方城把材料带上,回南阳找有经验的老同志看看,正好原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卓临时在我隔壁住,当晚让他看看材料,那老头很认真,夜里十二点喊我,提出七个问题,我起早返回方城调查补充。

  那时办案也再三强调不搞逼供信,特别是反革命组织案,防止扩大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要验证证据,案件质量标准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推不翻,别人驳不倒,外界没话说,100年仍是铁案。对武斗中发生的案件,有派性的案件,军代表们说:当进的时候就要准备好退路,最好冷处理。黄定武军代表多次说:“办不了案有案在,卧龙岗总有个诸葛亮,细琢磨”。这话也有道理。
那时办案没有说情风,若家人出了问题,亲戚朋友都离得远远的,那时的株连政策太厉害,一旦连上,子女不得参军,不得招工,不得入学等等。

  那时的纪律严明,无论在机关内还是在机关外住,早上都要到单位出操,半夜听到高音喇叭,就知道有最高指示(毛主席讲话),都立即到院里集中游行。整年都没有星期天,上班办公前都要先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每个人责任心都很强,破不了案,白天不敢回单位,等晚上偷偷回去换了衣服,起早再走。有个县的某同志,正暑天破银行被盗案,连续七天没休息,最后得了精神病不能上班了。

  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周总理有个讲话,肯定了公检法建国以来在三反五反、打击敌人、保卫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功绩,为公检法平了反,不再提砸烂公检法了。原来通过办学习班调出去的老同志除个别不愿回来的,陆续都归队了。

  1972年军管会分为公安处和中级法院,各县随之对口分家,解除军管,军人回部队。不少军代表和公检法建立了感情,不愿意离开,如我们审批组的朱书珍科长最后转业到南阳市法院任院长。我当时分到中级法院刑庭,五年以下刑期由县法院审理,五年以上由中院审理,无期以上由省院审理,恢复了两审终审制,案件不再向地委汇报。中院从院长到炊事员共二十八个工作人员,交通工具只有十二辆公用自行车,多数都在年轻人手里,我也把持一辆。院长张云生是河北省南下干部,他住在离中院二百多米远的两小间柴瓦屋内,又小又低,屋内除床铺外,只有一个木箱子,平易近人,严以律已。他到地委开会,步行到单位,对我说:“小闫,我去地委开会,你的车我骑骑。”等开完会,又把车子给我送去然后步行回家。那时的干部可以说都是两袖清风,除个人工资和二十九斤粮票外别无私利,一切凭计划供应。我们单身干部,连个蜂窝煤也买不到。张院长对同志们很关心,给我一个布折叠椅和一个茶几,至今我还在留用,以作纪念。当时由于“四人帮”执政,他们怕监督,党内无纪检,党外阻挠恢复检察院,说什么检察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物,说什么律师为坏人说话是坏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检察院和司法局才得以恢复。

  从1968年我调入政法队伍,四十多年来,经历了公检法的演变、发展过程,期间自己不敢懈怠职责,能在公检法三机关奉献终生,我无怨无悔,无比光荣!
(作者:县检察院退休干部)  (编审 吴承芬)